日期：2025-08-06 09:15:15
大圣证券
无锡人胡继芳今年72岁了，从22岁开始，她每年都要去一次高邮。整整50年，她从一个小姑娘变成老阿姨，始终没有忘记追寻那个从未谋面的小姑。
最开始胡继芳接触到的只是小姑胡曾钰留下的一封家书。家书的边角已经磨损，但其中娟秀的字迹依然清晰——“年假将放，但因时间的短促，明春即刻开学，故妹想不必回家，以免一切的麻烦。望兄父、母亲勿必天天待望，更勿必为我们而多虑，祈望贵体保重是盼，免得妹在外求学不安心。”
这是胡曾钰留给亲人的唯一手迹，也是她21年短暂生命的隐秘注脚。信的落款是1942年1月，直到1951年胡继芳的奶奶才知道小女儿已经去世。可20世纪50年代信息闭塞，关于胡曾钰的资料极少。
直到34年后，高邮革命烈士纪念馆做了大量调查工作，找到遗属，胡继芳才一点点拼起小姑离家后的人生。
在那封书信中，胡曾钰说假期时间短，开学又早，决定不回家过年，希望母亲、兄长不要担忧。而实际上，胡曾钰18岁入党，20岁随新四军转战高邮搞民运工作。写完信的10个月后，21岁的她在一次反日伪军清剿行动中，为掩护群众牺牲。
回头再看那封唯一也是最后的家书，胡继芳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里面全是“善意的谎言”。
1942年1月胡曾钰寄给家人的一封家书，也是胡曾钰留给亲人的唯一手迹。新京报记者黄依琳大圣证券摄
日寇把家都毁了
胡继芳家里留着一张小姑离家前的照片，里头的女孩穿着旧式旗袍侧着身，刘海用发夹别着，表情严肃。
这张照片摄于1939年的无锡市八士桥（现属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），那一年她18岁，瞒着家人，借口外出求学参加了“江南抗日义勇军”（以下简称“江抗”）宣传队。
妹妹去做什么，她的哥哥、胡继芳的父亲胡曾锽心里有底。胡家共有三个孩子，胡曾钰是小妹，上头还有两个哥哥，二哥曾锽和大哥曾唯。小妹离家那一年，两个哥哥也加入了“江抗”。
胡曾钰18岁时的照片。受访者供图
八士桥其实是三个孩子的姨母家，无锡沦陷前胡曾钰和母亲、两个哥哥住在20公里以外的胡家渡（现属无锡市惠山区）。胡曾钰幼时生活艰苦，八岁时，当货郎的胡父早亡。裹小脚的胡母不识字，连名字也不会写，遂希望供家里的三个孩子上学，靠绣花纳鞋底、缝补衣服、织渔网勉强度日。
父亲告诉胡继芳，那时家里的米是一斤一斤地买。除了吃饭还要拿去私塾换学费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稀饭里放点菜叶子、红薯片、山芋藤混着吃。
可就连这样的日子也保不住了。
据1975年胡曾锽写的回忆文章，1937年11月25日，无锡沦陷前后，日军飞机经常到堰桥一带轰炸，家里两间房先是被轰倒了一部分，有条件的人家已经跑了，可他们一家还留在原地，直到日军进村把房子烧了。
胡曾锽的记忆里，在那个失去家园的傍晚，子弹乱飞，桥梁被毁，河道也因战火封锁。他们不得不去投靠姨母，短短20公里的路，他们走了两天一夜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1937年11月一个多月时间里，无锡死于日寇暴行的人数达到14150余人，房屋烧毁65600间。
日军的暴行，彻底改变了胡曾钰的命运。到八士桥后，兄妹三个常凑在一起讨论，对日寇的仇恨促使他们走上抗日道路。
当时新四军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“江抗”在1938年10月上旬正式成立，隔年5月“江抗”千余人到达梅村（现属无锡市新吴区）。为了扩大“江抗”东进影响，无锡各界抗日联合会在梅村小学操场召开欢迎大会，参会人员有各界代表、群众、部队战士。
彼时胡曾钰已初中毕业，在梅村小学任教员，兼五六门课，带三个班，课余做些民运工作。胡曾锽回忆，当时的民运包括组织情报网、开展群众性宣传运动，宣传对象为青年教师、学生、农民，为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，妹妹也跟着两个哥哥一起贴标语发传单、发宣传册，教抗日歌曲“新四军进行曲”“大刀歌”等。
这些行为在当时都冒着极大的风险。日寇在其占领区内成立了伪县政府，委派伪县长及伪区、乡、镇长，同时八士桥亦有为汪伪政权服务的组织。民运宣传工作的对手，除了日本宪兵和伪政府警察外，还有国民党顽固派。
1939年下半年，胡曾钰正式离开家。正好是秋季开学之际，她对母亲谎称出外求学。哥哥曾锽送她到斗山山头，有两位同志前来接洽。
那是兄妹俩最后一次见面。
“这个小姑娘真的很厉害”大圣证券
1942年1月，胡曾钰写给二哥曾锽的信中提到过要钱。“至本月底，我或许有迁移的可能，望接到信后，能即刻赐復（复）。仝（同）时，务附上金钱若干，以便另用等，切勿使失望为盼。”
那时大哥和二哥已参加工作，两人一起凑钱给小妹寄去了十几块大洋。很多年后，二哥才知道钱大部分被妹妹拿去买枪支弹药支援部队了。
胡曾钰是在阳澄湖学会的拿枪战斗，那里也是她离家后去的第一站，据从前战友回忆，她枪法很准，会很帅气的双枪打法。
1939年下半年“江抗”因东进抗日连连告捷，被国民党顽固派施压，部队决定西撤。“江抗”从1939年5月上旬东进无锡梅村，到9月底西撤，从来时1000余人，发展到5000多人。到阳澄湖时，“江抗”已经更名为“新江抗”，变成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武装力量。
据《江苏抗日历史画卷》记载，苏常游击区（苏州、常熟）的抗日力量被日伪军、国民党忠救军、地方土匪部队四面包围。阳澄湖位于苏州、常熟、昆山交界处，水域广阔、芦苇丛生，江抗伤病员在阳澄湖养伤，也利用隐蔽地形开展小范围游击战。
胡继芳从小姑的战友那里得知，胡曾钰伪装成当地百姓偷偷宣传抗日。白天不敢生火，只好拔芦苇，将底下白白的根洗干净吃，晚上在芦苇荡撑个小船睡觉。
胡曾钰（左）和指导员的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家人收藏的胡曾钰另一张照片是其生前战友施平赠予的。照片里胡曾钰和在常熟阳澄湖时的指导员咧着嘴笑，眼神里充满着希望。胡继芳说，指导员是小姑的入党介绍人。1940年底，19岁的胡曾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41年1月20日，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，2月4日将活动于锡澄虞地区的“新江抗”改番号为新四军第三纵队，3月第三纵队与其他部队整合，编入新成立的新四军第六师。
1941年10月，胡曾钰所在的新四军六师18旅52团决定转移到苏中的江高宝（江都、高邮、宝应）开辟新根据地。路上走了一个月，“是那种一路打一路撤的拉锯战。”胡继芳说。
到达高邮后，胡曾钰被安排住在安乐乡的农民姜大英家里，白天一起干活，晚上做宣传工作。胡继芳听小姑从前的战友说，胡曾钰那时候任务很重，看到孩子没有学上，就教孩子上课、练操。看到当地妇女和丈夫闹矛盾，也帮助调解。
为了做这些工作，胡曾钰学了半年高邮话。同时也是一种伪装，“她把苏北人的毛巾扎在头上，大褂一穿，再讲一口当地的话，就没人看得出来她是外地来的。”胡继芳说。
在战友心中，胡曾钰是一个热心善良的人。
战友陶群曾对胡继芳回忆，和胡曾钰只是有时开会碰到的点头之交，但有两件事她记了一辈子。一件是一次为躲避日军袭击，陶群也住进了老乡家，胡曾钰把被子给了她，自己和衣而睡，冻了一晚上。另一件是胡曾钰曾给过陶群一块大洋，告诉她不要太节省了，身体要紧。
寄出家书的六个月后，胡曾钰担任三区区委宣传科长，在长林沟两岸的郭家庄、孙家垛、韩家庄、项薛厍、刘家垛一带活动。
胡继芳和丈夫。新京报记者黄依琳摄
战友们对胡曾钰的另一个印象是大胆泼辣、做事果断。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曾钰村（原为安乐乡）老村主任、当地党史办专家及胡继芳都提到过，胡曾钰孤身一人勇闯联庄会的经历。
所谓联庄会，是民间联防自保组织，原本是为了抵御匪患、维护地方治安，由各村地主、士绅联合出资出人，共同守卫村寨。但在高邮地区联庄会已经演变成保护地主家财产的“黑恶势力。”胡曾钰所在的三区联庄会势力较强，有近千人，400多条枪。
据多人讲述，新四军在当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，侵害了地主的切身利益，引发联庄会的不满。一次联庄会首领召开会议，企图袭击新四军。胡曾钰掌握到这一情报，孤身一人赶到开会地点。
20世纪70年代曾任村干部的孙有为告诉新京报记者，胡曾钰去联庄会的目的，是希望能联合他们共同抗日。“否则不但会阻碍新四军在当地的抗日工作，还会成为对立面。”
据胡继芳了解，当时组织上原本安排一位男同志做说服工作。胡曾钰听到消息后毛遂自荐，她说，自己是宣传科长，这是分内的事。“这个小姑娘真的很厉害”，孙有为说，据其他战友回忆，她在会场上与联庄会首领直接对话，宣传抗日统一战线。
后来胡曾钰成功地分化了当地联庄会，争取到了多位内部人士的支持。胡继芳听当地群众介绍，大多数联庄会成员都是佃户穷苦人出身，为了口饭吃才加入的。后来她又去了五六次，不断说服内部人员，此后三区联庄会逐渐转化为新四军领导的地方抗日民兵武装队伍。
牺牲前最后写的是“家乡”
目前高邮革命烈士纪念馆还留着一件胡曾钰生前穿过的衣服。“那是一件血衣”，看过衣服展开样子的胡继芳回忆，那是一件蓝色的棉布宽松长衣，破破烂烂的，从胸口以下全是发黑的血迹，“牺牲的时候多惨烈啊！”
高邮革命烈士纪念馆保留着一件胡曾钰生前穿过的衣服。新京报记者黄依琳摄
胡曾钰牺牲的这天是1942年11月8日。
据当地党史办工作人员介绍，1942年进入9月后，日伪军趁新四军主力到盐阜地区整编之机，出动1500多人，对高邮地区进行了40多天的“清剿”。这里属水网地区，一面是陆地，三面是水，日伪军汽艇常从水域三面包抄进攻。
11月8日，早晨7时左右，有几十艘日伪军汽艇出现在吴陈库（今靖江市新桥镇，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）东北方向，准备袭击驻扎在此地的三区部队，正在开会的56人立刻向项薛库转移。上午10时左右，刚抵达项薛库，南路“清剿”的敌人又包抄上来，一行人被迫向西北和东北方向撤离。
当时战友姚翔曾和胡曾钰一起住在当地百姓家，盖一床被子，一起烘烤山芋。她告诉胡继芳，胡曾钰当时主动提出来，带着7位战士负责掩护，将日伪军引向东边。
姚翔向胡继芳回忆起一件事。1942年大约2月的一个寒夜，日军突然袭击，胡曾钰和她两人听闻，迅速掏出在枕头底下的枪。想敲门把所有村民叫醒，但单凭两个人的力量，总有敲不到的家门。那次突袭中，有十几个人在熟睡中被日寇杀死，其中还有不少孩子。
她俩那段时间总是想起来就哭，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缓不过劲来。这是胡曾钰最难过，最伤心的一件事。
11月8日那天，胡曾钰和战友们一边撤退，一边挨家挨户敲门，通知村民们尽快转移，等全通知完，日伪军已经逼近了。
胡继芳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小姑应该很清楚留下来断后意味着什么，“一个汽艇上有十几、二十号人，那么多艘汽艇，8个人能抵挡得住吗？”
当时有几位村民因行动不便，躲在不远处的水缸里，瞥见了胡曾钰牺牲时的状况。在撤离至一处麦田时，7名战友已相继倒下，胡曾钰也腿部中弹受伤不能行走，但她还是尽全力趴在田埂上将两支手枪里的子弹都打尽了，后被追上来的敌人连刺数刀牺牲。
胡曾钰牺牲后，其遗体和另外7位战士安葬于野庙义冢地，可惜那7位战士的名字无人知晓。目睹胡曾钰牺牲的村民后来回忆，在牺牲前她用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，在田埂上写了一行字。等日伪军走后，她的战友们赶来只能模糊地辨认出前两个字：“家乡”。
村子、小学，广场，道路都叫曾钰
1942年之后，胡曾钰的家人长达9年没有她的音讯。
直到1951年，在福建长汀的大哥寄回来的一封家书中提到，小妹曾钰已在1942年牺牲，“她很勇敢。”
据一封落款为高邮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书信中提到，胡曾钰母亲曾来过一次当地公社曾钰大队，查看女儿牺牲地点。后来1961年胡母去世后，当地政府和胡曾钰的遗属就失去了联系。
直到1975年7月，高邮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才调查到胡曾钰的祖籍和家庭情况。三个月后，来自胡曾钰二哥胡曾锽的回忆文章也寄到了当地。经过多方信息印证，胡曾钰短短21年的人生经历才拼凑完整。
曾钰村，当地还有以胡曾钰名字命名的大队、农机厂、小学、广场、闸口、道路等。新京报记者黄依琳摄
也是在那一年，胡曾锽带着当时22岁的胡继芳第一次来到高邮扫墓。那时他们才发现当地已经改名为曾钰村，还有以胡曾钰名字命名的大队、农机厂、小学、广场、闸口、道路等。孙有为回忆，上述更名在1942年胡曾钰牺牲后陆续完成。
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曾钰村村民，胡继芳说那是一辈子忘不掉的经历。“全村3000多男女老少齐刷刷跪了一地，你想想我才多大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大礼？”当时村民们长跪不起，拉也拉不起来，她和父亲也跪下了，“我父亲也是激动得老泪纵横。”
后来，胡继芳才知道，如果没有胡曾钰和另外7名无名烈士的牺牲，全村的血脉很可能就保不住了。“他们那一跪代表了对生命的尊重，代表了一个村庄能延续下来，世世代代又延续了这么多年。”
1976年，地方政府将烈士遗骨移葬于曾钰小学校园内，立碑纪念。1999年，汉留镇上新建了墓园和纪念碑。2006年，汉留镇政府建成了胡曾钰烈士陵园。
胡曾钰烈士陵园内的纪念碑和汉白玉雕像。新京报记者黄依琳摄
10多年前，当地一家企业老板打造了一尊胡曾钰等身汉白玉雕像立于纪念碑前。胡继芳记得，那位老板说，他从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成长到如今，每年清明节都去扫墓，这也是曾钰村村民坚持多年的事。多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，清明节时，他们用秸秆系成小船、叠成金元宝，给胡曾钰烧去。如今的纪念碑下，还摆放着花束、食物等祭奠品。
找到小姑的头两年，胡继芳曾去探望当年小姑借住的那户人家。那家的女主人叫姜大英，彼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，她耳朵不大灵，似乎也有点健忘。但胡继芳记得，姜大英听到有人提到胡曾钰时，突然瞪大眼睛，望着长得有点像小姑的胡继芳，哭着喊，“伢儿（苏北话孩子的意思），伢儿，你回来了。”
新京报记者黄依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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